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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遍全国的陕北秧歌

说起陕北的各种文化艺术品类,没有比秧歌影响更大的了。秧歌纯属陕北地方特产,在民间土生土长,自娱自乐,代代相传,表现出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陕北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秧歌也经过改造、加工、提高,开了新生面,并随着全国解放,扭遍了共和国的各个角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陕北秧歌并未消失,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城乡,在一些大型集会上,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在老年人晨练的队伍里,我们仍可欣喜地看到正在进行的陕北秧歌的踪影。

一、陕北特殊的地域环境和风土人情产生了秧歌这种颇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前人研究文艺现象,总要和具体的地域环境联系起来,认为文艺创作得到了“江山之助”。于是便有“秦声”、“楚歌”、“齐气”、“郑卫之音”的称谓。现在流行的“西北风”、“东南风”的说法,也可以在古代文论中找到出处,如明人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就提出“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意柔婉”。我们谈论陕北秧歌,也不能不涉及陕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陕北地处黄河中游,长城贯穿境内,真可谓“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除长城北部属毛乌素沙漠南缘地带,多为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貌,这就形成了苍莽浓厚、雄奇壮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淳朴敦实、粗犷豪放的民间风情。陕北秧歌热情奔放的曲调、爽朗欢快的舞姿,正与陕北的地域特点和乡俗民情相吻合。

陕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绥德、米脂、清润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即可见类乎秧歌的群体舞蹈场面。据专家考评,唐代歌舞“踏摇娘”很可能就从朔方(榆林)民间秧歌演变而来。从甘泉、神木出土的宋代画像砖也可见与秧歌极为相似的表演造型。《延安府志》记载的“舞童夸妙手,歌口逞娇容,男女观游戏,牲醪献国皇”,不就是对早年闹秧歌的生动描述吗?

秧歌,顾名思义,是农民插秧、间草、锄草时唱的歌曲,它和山歌、牧歌、渔歌、采茶歌一样,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一种自娱和宣泄。鲁迅曾把原始人抬木头时发出的声音“杭育杭育”称作最早的诗歌创作。秧歌的产生更可以作为艺术起源劳动的证明。秧歌在流传过程中,逐步演变发展,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它与舞蹈、歌唱、说书、杂技、武术结合,出现地摊秧歌、高脚秧歌、芯子秧歌、武秧歌、马秧歌等多种形式,成为春节“社火”的主要节目。这样的节气活动群众称为“闹秧歌”。后来,秧歌又增加了故事性、情节性,发展而成为秧歌剧。秧歌剧一般由小旦、小生或小丑边舞边唱,类似东北的“二人转”。

艺术史表明,艺术演进过程中常与宗教祭祀活动密不可分。秧歌也是如此。旧时陕北闹秧歌,通常的程式是(一)谒庙。秧歌队先到庙里敬神,祈求神灵保佑,消灾免祸,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排门演出。谒庙后,秧歌队开始挨家挨户排门演出,祝贺评价庄稼丰收,财源茂盛,人丁兴旺,多福多寿。(三)把场子联欢。各家各户排门演出一毕,秧歌队便来到广场空地,席地而坐,转成一个圆场,集中上演各种节目,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闹秧歌至此达到高潮。

归总而言,陕北秧歌的显著特点有三:

一是它的广场性,二是它的群众性,三是它的灵活性。秧歌队一出发就和群众打成一片,一路相跟着,秧歌队走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扎好场子之后,群众就紧紧包围起来。有时由于拥挤,场子耍不开,还得拿流星锤打场子。在秧歌进行过程中,有的群众自由加入,也在队伍中扭起来、唱起来,秧歌队的人数多多益善。一支秧歌队,除了扭秧歌的基本队伍,往往还有跑旱船的、舞狮子的、打腰鼓的、耍霸王鞭的,多姿多彩,红火热闹。其中的说唱内容,更是随机应变,走到哪里说哪里话,唱哪里歌,如挨门祝福,必须紧扣户主实际情况,针对性强,效果越好。这要靠伞头临场发挥,出口成章,现编现说,责编现唱,比现在的节目主持人还要机敏。

当然,长期流行于旧社会、旧时代的陕北秧歌,也难免混杂糟粕,包含封建迷信、落后愚昧、色情淫荡的成分。陕北人把旧秧歌称为“骚情地主”即可见一斑。

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时代条件培育并推动了新秧歌运动

陕北地区,山高皇帝远,人民生活艰苦,遭受重重压迫,反抗性也强,是出过李闯王的地方。建北也是革命孝敬,早在中央红军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闹红”了,陕北秧歌也在“闹红”的过程中得以革新和发展,从“骚情地主”一变而为“斗争秧歌”。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就出了个农民社火头刘志仁,他从1938年就带头闹起了新秧歌,把旧秧歌的头换成象征工农革命的镰刀斧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显的改变。而真正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自觉组织的新秧歌运动,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

《讲话》是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件,它对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争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争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而长期流行于民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秧歌,便成为当中集中在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向群众学习的首先艺术形式。

“1943年,秧歌闹得欢”。秧歌从群众中来,经过新文艺工作者加工改造、提高、又回到群众中去,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和衷心喜爱。1943年春节辖区文协在延安举办盛大的新向演出活动,参加的有鲁艺、青艺、西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和群众业余剧社等十多支秧歌队。秧歌队每到一地,观众蜂拥而至,锣鼓声、歌唱声、观众的欢呼声、鼓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每当秧歌唱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观众就接唱“送给咱亲人八路军!”真是一人唱,万人和。鲁艺的秧歌最叫好,演出者150余人,在春节期间演出50多场,观众达数万人次。延安群众秧歌队编了几句唱词:“众同志听我说,种花要种绿籽花,种谷要种狼尾巴,看秧歌要看鲁艺家。”据边区第一届文教大会统计,当时辖区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人支秧歌队,观众多达800多万人次,聚集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员介入了新秧歌运动。著名诗人艾青就领过秧歌队,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了一篇题为《秧歌剧的形式》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94年6月28日)。鲁艺的秧歌队是由著名戏剧家张庚亲自率领的。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诗人贺敬之,为秧歌队打标语牌、翻节目单,还参加到秧歌队里扭过秧歌。

新秧歌的创作和演出,把新秧歌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性的成果,是鲁艺的王大化、李波等创作并演出的《兄妹开荒》(安波作曲)。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刘二起家》(丁毅)、《动员起来》(枣园文工团)、《夫妻识字》(马可)等作品,均受到群众好请。近年来,在编写《延安文艺丛书》中,发现公延安秧歌剧就达400多出。贺敬之当时除自己创作秧歌剧《栽树人》、《瞎子算命》等,还和王大化、水华、张鲁等集体创作了《夫妻逃难》、《张丕谟锄奸》等秧歌剧,在此基础上,他后来又写了大型秧歌剧《周子山》、《白毛女》。他还把马健翎的秦腔现代剧《血泪仇》改编为大型秧歌剧。此外,柯仲平的《无敌民兵》也被称为大型秧歌剧。马健翎早在《讲话》之前就写过一些秧歌剧,比较著名的是《查路条》(1939年)《十二把镰刀》(1940年),有人把他写的大型现代戏也划规秧歌剧范畴,可见革命现代剧和秧歌剧的源渊是很深的。

新秧歌和秧歌剧的内容,一般是及时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老百姓关心的时事,如抗日救国、变工互助、劳动光荣、改造二流子、大生产运动、援军爱民、锄奸防奸、破除迷信、扫盲识字、婚姻自主、讲卫生、讲文明、讲道德、民主选举等新事物,新风尚,新气象,真正达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从形式上看,新秧歌尽量保留了传统秧歌刚健欢快的基调,发掘吸收了适合表现新内容的成分,又进行了新的创造和提高。哈华在《秧歌杂谈》一书中谈到:

“从形式上,开始只是向旧秧歌学习,是十分单调和粗糙的,甚至某些地方还不如旧秧歌。但由于戏剧工作者对旧秧歌不断的发掘,对于民间音乐(特别是戏剧音乐)较为广泛的研究,对于旧戏某些手法的吸收,对于话剧和舞蹈以及新的诗歌词曲表现生活手法的渗入,渐渐发展为独特的艺术形式的剧种。在延安,《兄妹开荒》作为尝试的开始,到《白毛女》已是作为提高的探讨了。”这位新秧歌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看法是中肯的。

陕北是中国现代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当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之时,土生土长的陕北秧歌也扭遍了全国。说一句结实话,经历过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有谁没有扭过秧歌、看过秧歌?秧歌是胜利的欢歌,秧歌是获得解放筋骨的舒展,秧歌是对新生活的自信,秧歌是社会前进的奔腾浪潮,秧歌代表了新文化的前进方向。现在不是有“形象大史”一说吗?白羊肚毛巾扎成英雄结的扭着陕北秧歌的英武后生,就是解放区的形象大兄,就是新中国的形象大史。新闻记录影片留下了一个青年热情奔放的扭秧歌的镜头,五十年后重播时,被一个老人认出来了,这正是他当年还在清华大学上学时上街扭秧歌的镜头,他就是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教委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滕藤,他颇以此为荣。

秧歌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东北有秧歌,山东有秧歌,晋察冀有秧歌,陕甘宁青有秧歌,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秧歌。但是扭遍全国的还是陕北秧歌。陕北秧歌是秧歌的正宗,是秧歌的代表,这是得到公认的。哈华在《秧歌杂谈》是在上海写的,也是在上海出版的,他对各地秧歌作了比较后,得出一个结论:“秧歌舞一般的方法相同,主要是的以陕北秧歌舞为主,因为它比较自由随合”。许多秧歌剧在各地演出时,仍采用陕北方言,如同现在一些喜剧小品多操东北话一样,别有风味。党中央在陕北的十三年,山沟里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从山沟里走向全国的陕北秧歌,也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

三、陕北秧歌走向全国的启示

陕北秧歌走向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至今不衰,这一艺术现象给人们以诸多启示。

陕北秧歌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功实践,是一种艺术示范。

(一)遵照《讲话》精神,陕北秧歌正确地解决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讲话》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过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稍后,毛泽东还专门就秦腔和秧歌作了指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逐步加以改造”《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继承发展,推承出新,陕北秧歌正是这样做的。

(二)遵照《讲话》精神,陕北秧歌正确地解决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的指导下的普及。”陕北秧歌正是沿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它的成功实践又证明了这些论述的真理性。先是“雪中送炭”,而后“锦上添花”,陕北秧歌在大普及的基础上得到大提高,从而保持了它蓬勃的生命力。

(三)遵照《讲话》精神,陕北秧歌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讲话》的针对性就是引导那些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迷恋“关门提高”的文艺工作者走出“象牙之塔”,把立足点移过来,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创造真正的人民的艺术。新秧歌运动给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新的阵地和舞台,提供了转变思想作风的机会。上述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就是在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密切结合中得到正确解决的。文艺工作者在群众生活中找到了源泉,找到了丰富的艺术原料,找到了坚实的立足之地,从而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派上了用场。可以说,秧歌本来就扎根于群众之中,经过文艺工作者的精心浇灌、培育、修剪,就更加根深叶茂,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了。

1947年10月,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佳县白云观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该县方式团的演出的晋剧《反徐州》,任弼时为剧团题词“与时并进”以资鼓励。“与时并进”,与现在所谓“与时俱进”同义,是江泽民同志强调理论创新时使用的语句。我想,谈到底,新秧歌的成功在于“与时俱进”,马健翎新秦腔的成功也在于“与时俱进”,当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艺的创新和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

参考资料: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哈华《秧歌杂谈》(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

艾青《秧歌剧的形式》(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6月28日)

史雷主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艺术纪实》(西北大学出版社)

刘建勋《延安文艺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

鱼汛主编《陕西省戏剧志榆林地区卷》(三秦出版社)《陕西省戏剧志延安地区卷》(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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